巴金曾多次提及《古文观止》对他写作生涯的深远影响。他在《创作谈》中坦言：“读多了，读熟了，常常可以顺口背出来，也就能慢慢地体会到它们的好处，也就能慢慢地摸到文章的调子。”

这部收录222篇古典散文的选集，是巴金文学修养的根基。从韩愈的《师说》到柳宗元的《小石城山记》，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到苏轼的《前赤壁赋》，这些经典篇目唤醒了巴金对文学语言的敏感性。

他在后来的创作中展现出的简洁明快、饱含情感的文字风格，处处可见古典文学的滋养痕迹。

1918年，鲁迅的《狂人日记》发表，如同一道闪电划破沉寂的天空。这篇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小说，对青年巴金产生了革命性影响。巴金后来在《随想录》中回忆说：“正是靠了以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为首的新文学作品的教育。它们使我懂得爱祖国、爱人民、爱生活、爱文学。”

《狂人日记》中“吃人”的呐喊，不仅是对封建礼教的控诉，更是一种彻底不妥协的反抗精神。这种精神深深烙印在巴金早期的创作中，他的《家》中觉慧的叛逆与出走，与鲁迅笔下的狂人有着精神上的血脉联系。

巴金说：“卢梭是教我讲真话的启蒙老师。”

卢梭的《忏悔录》以其惊人的真诚震撼了巴金。卢梭在《忏悔录》中大胆暴露自己的隐私与过错，这种说真话的勇气深深触动了巴金。晚年创作《随想录》时，这种直面自我的真诚精神，成为巴金最坚实的精神支柱。他像卢梭一样无情地解剖自己，不回避自己在特殊年代的软弱和错误。

巴金从卢梭那里看到的不仅是坦诚，更是个人对历史的责任。他在《随想录》中建立“说真话”的伦理观，既是对民族苦难的反思，也是卢梭式自我检讨的中国表达。

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在巴金的阅读史中占有特殊位置。这部描写俄国两代人冲突的小说，与巴金《家》中年轻一代与封建家庭的抗争形成跨越时空的呼应。

《父与子》中的巴扎罗夫形象——一个自信、具有批判精神的平民知识分子，为巴金塑造觉慧等人物提供了参照。除了人物塑造的启发，更重要的是屠格涅夫以深刻的同情和理解表现两代人冲突的文学态度，深深影响了巴金。

巴金没有简单地将老一代妖魔化，而是在《家》中揭示了“高老太爷”们自身也是时代的悲剧。这种复杂性，正是他从屠格涅夫那里学到的宝贵遗产。